意大利左派艺术家巴索里尼在60年代“经济奇迹”的一片金元恐怖氛围之中绝望地断言：“先锋已经终结。”与此同时，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指出：资本主义正在消费上取消阶级，“阶级斗争”的口号渐无意义。但是，这两位革命者却知行不合一，分别以自己的现实介入来反对自己的理论：巴索里尼将马克思主义与先锋派相结合，对资产阶级发动了暴烈的攻击；马尔库塞投身街头革命，混迹于无产者的行列，愈战愈勇。
战后年代艺术史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左派和先锋派的结合：一部电影、一部戏剧、一件雕塑作品均需要“政治化地去观看”，阶级、性别、种族问题在后工业社会中并没有被缓和，而只是被淡化、被遮蔽。于是，让－吕克·戈达尔挥舞着他的“电影传单”，呐喊着：“就让影象流动得比金钱还快吧！”而达里奥·福则戴上小丑面具，高举着旗帜、玩偶、喇叭、小号，携着妻子，率着剧团，巡游于工厂、学校、广场之间，在教堂、议会、法庭和警察局上空呼啸而过。
尽管“68革命”失败之后，在欧美泛起了一股看破红尘的犬儒主义的思潮，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被派定为后现代零散化空间中同样琐屑的微尘，但是达里奥·福耳边回响着伟大导师安东尼奥·葛兰西“实践哲学”的教诲，“有机知识分子”的理念和“介入”的政治学正是福和妻子拉麦所努力实践的。他们依据当代历史的现实境遇和重大事件来检讨、重新定位自己的创作，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，无产者的斗争和行动必将遭遇空前繁复的矛盾和纠葛。他们首先清醒地意识到：中产阶级是乐于接受他们的严厉批判和尖锐讽刺的，因为无产者艺术家的创作同样无法脱离商业体系，无法脱离那具有无限吞噬能力的“市场”。他们痛苦地意识到：除了最为反动和愚钝的一小撮外，大部分中产阶级和上流人士对遭到迎头痛击的直接反应竟是愉悦！难道资产者都是受虐狂吗？事实上是创作者本身帮助资产者消化了他们的作品，先锋、实验、异端等等之于资产阶级社会，就是清爽的蒸汽浴之后微微的搔痒。一句话，“激进艺术家”成为了为丰衣足食、优雅睿智的中产阶级服务的宫廷艺人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“拒绝”是唯一可能采取的姿态，拒绝商业体系，拒绝市场化的压力，拒绝主导意识形态的命名。达里奥·福和拉麦尽毕生的精力创建一个全国性的无产者的文化和政治网络，将其作为选择的可能。这是“庶民文化”的最后阵地，是自下而上进行文化颠覆的出发点。“庶民文化”／“通俗文化”与消费主义社会的主流———“大众文化”／“大量文化”形成真正的抗衡，“庶民文化”为无产者和劳动者提供了认同的政治，使受压迫者借以嘲弄压迫者。
对于受压迫者来说，反抗的起点和终点就是“语言”：反抗一个阶级，我们必须反抗其语言。的确，我们承认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·胡克斯的名言“这是压迫者的语言，可我需要用它和你说话”，但是，我们必须将其选择、改变，以我们特殊的编码方式，在能指和所指的游移和错位之间，在误读和阐发之下，新的意义在渐渐生成。于是，反抗者以先锋派和实验家的形象登场，在嬉笑怒骂、插科打诨之间，“官方说法”斯文扫地。异端的诗学就是颠覆语言的秩序——既存现实秩序的基础。在此，笑，成为最有力的手段，它是横扫历史的智慧之光，是庄严的弥撒进行过程中不雅的怪声和臭气。在今天的社会，悲剧已经丧失了净化的功能，“它的形式从来是反抗，但是今天被用来进行欺骗和抚慰”，喜剧由此接替了悲剧：“在深深地认识到人类生存之荒诞和无奈之后，我们才能真正发自内心地笑出声来。”
达里奥·福和拉麦的庶民政治剧高度重视受众／观众的亲身投入，力图在剧场中达到一种对话和交流，他们的“戏剧”完全迥异于商业戏剧和传统戏剧，是所谓“第三戏剧”。在这里，“戏剧”和“创作”应该在其最宽泛的涵义上被理解：创作即是行动，演出即是斗争，观看即是介入。由于极权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交配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，先锋和实验艺术责无旁贷地应负担起道义的责任，以破除大众文化的垄断统治。
遮羞的大幕轰然升起，丑角登场了。
1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：达里奥·福戏剧作品集》，吕同六主编，吕同六、王焕宝、张密、姚荣卿、王军译，收录有《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》、《遭绑架的范范尼》、《滑稽神秘剧》、《喇叭、小号和口哨》、《高举旗帜和中小偶的大哑剧》五部剧作，“译林世界文学名著·现当代系列”，译林出版社1998年10月版。
2《演员基本手册》（选译），达里奥·福著，王焕宝译。
3《达里奥·福创作活动年表》，王昶编译。
4《现代民间文学大师》，吴正仪作。
（2－4均载于《世界文学》双月刊1998年第4期“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·福作品小辑”。）
5《诺贝尔奖流向文学社会之外》（笔谈），吕同六编译。
6《“桂冠”授予“小丑”？：意大利各界对达里奥·福获奖的反应》。
7《“上帝也是游吟诗人”：达里奥·福访谈录》，吕同六编译。
8《别开生面的“演讲词”》，吕同六作。
（5－8均载于《（上海三联）书城》月刊1998年第5期。）
9《达里奥·福：他与历史》，王昶作，载于《外国文学动态》双月刊1998年第1期、第3期。
10《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：剧坛奇才达里奥·福》，吕同六作，载于《外国文学动态》双月刊1997年第6期。
11《达里奥·福及其获奖引起的争议》，黄灿然作，载于《读书》杂志1998年第4期。
12《直面现实的艺术家》，吕同六作。
13《达里奥·福获奖颇具戏剧性》，逸菁作。
14《剧本，却比历史更可信》，石成作。
（12－14均载于《文学报》总第957期。）
15《美洲传教记》，达里奥·福作，萧楠节译，见《中华读书报》。
16《在戏剧的刀锋上游戏——达里奥·福和他的讽刺喜剧》，郭富民作，见《戏剧电影报》1998年第42－45期。
17《谁怕达里奥·福？》，王昶作，见《文艺报》。
18《一位讽刺剧作家的荣誉》，董鼎山作，见《环球时报》。
（唐梦 辑）
